记忆的追光突然投向小时候常去的小诊所，高高的柜台，好像需要踮脚才能望见台面，柜台里面站着白大褂医生，身后是一层一层的药。

这是个家庭作坊。医生是一位脸上有雀斑的阿姨，年龄在三四十岁，看起来很凶，另一位丈夫医生看起来很和善，乐呵呵的，小时候我心里总想，这个叔叔可能是妻管严。

我太容易生病，几岁就学会了骑着儿童车从家里开的饭店出发，拐过两条街，走进这家诊所。女医生见到我：又生病啦？

问问病情，张开口拿手电筒照照，扒开眼皮瞧瞧，就知道我什么病了。有时候只需要开一些花花绿绿的药片，用正方形的白纸包着，再在上面写上服用说明，跟现在成盒成盒地买药很不同。

诊所永远那么多人，空气中弥散着药水的浓重味道，但我很喜欢闻，感觉很安心。

如果不幸运，我就得打针了。这是常有的事，小时候总怕早晚有天屁股会漏水。

阿姨说：打个针啊？然后直视我的双眼，语气中有疑问，有戏弄，还有无法拒绝的肯定。

我就深吸一口气，装作淡然地允诺，站在专供打屁针的木椅边排队，围观着一个个患者露出白花花的屁股。总算坐到椅子上，我担忧又好奇，注视医生麻利的动作：拿出针管，拿出细口密封的玻璃瓶，在顶部一敲，啪一下就打开了，把药水吸进针管，再将针头朝上，把液体推到头上，排出空气，直到将滴未滴的一珠药水挂在针头。

我莫名痴迷这个场景，那么迷人。

然后，我默契地解开裤子，露出一瓣屁股，在心里面沉默而紧张地计数。有时候医生的针法不好，一扎进去，一瓣屁股和腿都酸麻了，也不敢吱声。

回家时的自行车一颠一颠，我的屁股也疼一下，再疼一下。

更不幸运时，需要挂吊针。医生推来铁三角架，像晾衣架，生了锈，用来挂吊瓶。她把白色胶布撕出几块，黏在胳膊上，举起我的小黑手，然后说一句：得洗洗手了啊。我羞得要命，钻进厕所把手费力地洗干净。

再等医生找准手上那条深潜的绿色静脉，拍一拍，再拿一根橡胶管制成的皮筋，系在我的手腕。再拍一拍，把针头刺进去，这时我就像过电一样别过头去，不敢再看。

有时我的血会顺着针管倒流出来，让我紧张得要命，死死盯着它再回流进我的身体。

一个上午或一个下午，我就那样坐在诊所的长椅上，安安静静。那时我究竟靠什么打发时间呢？

完全不记得了。